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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翻译家巫宁坤逝世，“我归来、我受难、我幸存。”
中国著名翻译家、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，于美国当地时间2019年8月10日逝世，享年99岁。
巫宁坤的名字，人们并不熟知，但你一定知道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巫宁坤就是这本书的译者。
1951年夏天，巫宁坤将他从美国带回中国的英文版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借给个别学生，因此背上了“腐朽新中国青年”的骂名。三十年后，他翻译的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出版，并不断重印。
他走之后，很多人悼念他，转发他的著作《一滴泪》，在这本书的序言中，巫宁坤说，他一家人的遭遇只是沧海一泪，他们的悲欢离合与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大同小异。但这一滴泪，包含着一代人苦难的全部元素。
他还在序言中概括自己：“我归来，我受难，我幸存。”
《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》
巫宁坤出生于1920年9月，江苏省扬州人，是中国著名翻译家、英美文学研究专家。他的翻译作品包括了《手术刀就是武器——白求恩传》、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以及萨尔曼·拉什迪、约翰·斯坦贝克、克里斯多夫·伊修武德、亨利·詹姆斯、狄兰·托马斯等英美名家的小说和诗歌。此外，巫宁坤在晚年还著有回忆录《一滴泪》、散文集《孤琴》等。
从曼彻斯特学院毕业之后，巫宁坤选择继续深造，在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。在芝加哥大学期间，巫宁坤师从新批评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R·S·克莱恩（R.S. Crane），他的博士论文方向则是研究T· S·艾略特的文艺批评。
1951年的新年，巫宁坤忽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急电，希望他能接替一位回国的美籍教授。
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之际，燕大一大批外籍教授归国，留下了大量的职位空白。时任燕大外文系主任赵萝蕤便向校长极力举荐她曾经的学弟巫宁坤，希望他来担任外文系教授。燕大之外，新的国家刚刚建立，学术界百废待兴。
1950年10月，留美学生归国途中在船上合影
事出突然，巫宁坤不得不在几天之内做出决断。一边是即将得到的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和国外安稳的学术环境，一边是日夜思念但充满未知的故里，他的内心有些彷徨。
1949年12月13日，教育部等15个单位组成了“政务院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”，专门负责联系和接待从世界各地回国的留学生、学者；并通过各种渠道将《中国留学生调查表》发放到国外，大力争取在欧美的留学生回国。
虽然身边关于去留的意见纷杂不一，巫宁坤的想法却渐渐清晰——他决定选择放弃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，回国任教。
从旧金山离开美国之前，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李政道还专程前来送行，为他整理行装，并用端正的大字在他的那些箱子上写上“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”。
回国后不久，由于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，巫宁坤被派往南开大学任英美文学教授。
1957年，巫宁坤被划为“右派”，被往监狱的巫宁坤对漫长的改造没有心理准备，只随身携带了两本书《杜甫诗选》和《哈姆雷特》。
在随后的几年中，巫宁坤被进行强制劳动改造，辗转于北京半步桥监狱、北大荒和河北省清河农场之间。
1961年巫宁坤一度病危被“保外就医”，一年之后被调往安徽大学英语专业任教。“文革”开始以后，巫宁坤被关进“牛棚”，继续受到各方面的批判。1970年刚从“牛棚”出来，又被取消职工待遇，下放到生产队劳动。
1979年，巫宁坤终于得以摘掉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回到北京的国际关系学院任教。1991年退休之后定居于美国弗吉尼亚州。
经历了曲折艰难的一生，巫宁坤对于苦难的经历表现出一种超然和豁达，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反思：
巫宁坤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，接受了系统的美式英语训练，阅读大量美国文学原典，当时菲茨杰拉德刚刚去世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虽然赢得珀金斯、艾略特、威尔逊等业内人喜爱，但在公众范围内还流传不广。但巫宁坤偏爱那本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在日后写的序言里，他评价这是一部“伟大的作品”。
1980年，巫宁坤被分配到国际关系学院，担任英美文学研究生小组的组长。《世界文学》决定找他翻译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此书后来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。
巫宁坤连带着翻译了菲茨杰拉德一些其他的作品，他谦逊道：“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是部重要的作品，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是凑合着翻译，说实话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的。《世界文学》找到我翻译的时候，要求的时间很紧，六月份找到我，十一月就要出来，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比较草率。” 关于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巫宁坤对两件事记忆尤深。他说：
“我去了美国之后，一个美国的明星看了我的《一滴泪》给我写信，说他认识很多作家，但从来不给作者写信，这是他破天荒头一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《一滴泪》中提到了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
那个明星在给我的信中讲了一段他跟菲茨杰拉德的故事：有一次他在好莱坞吃早餐，边吃边看一本小说，忽然一个人走过来说：‘你在看什么，这么全神贯注？’明星把书递过去，那个人一看说：‘哦，这是波兰的，在波兰相当于《乱世佳人》。你怎么看这个？谁推荐你看的？’明星问他：‘那我该看什么？’那个人说：‘你应该看菲茨杰拉德的，那是最好的！’
后来那个明星才知道，那个推荐他看菲茨杰拉德作品的人就是菲茨杰拉德自己。”
“我的太太是天主教徒，她经常在星期天到我们所在的华盛顿郊区的一个教堂去做弥撒。她去做弥撒的时候，我就在教堂的外面遛遛。
有一次我走到教堂的墓地，忽然一个人从一个墓碑背后钻出来，吓了我一跳，他指着一个墓碑，跟我说：‘最优秀的美国作家。’
我跑过去一看，正是菲茨杰拉德的墓，地上有个碑，上面刻的正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中的最后一句话。看来，菲茨杰拉德是显灵了。”
但更重要的是，在沉湎其中的同时，他又能冷眼旁观，体味‘灯火阑珊，酒醒人散’的怅惘，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，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‘迷惘的一代’对于‘美国梦’感到幻灭的悲哀。不妨说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是‘爵士时代’的一曲挽歌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。”
“一九五一年夏，我应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之聘，从美国回国任教。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，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机，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册英美文学书刊。
八月中到校，九月一日上课，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。班上有些学生不时来串门地聊天，或是借书看。
十二月间，全国高等学府开展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’，燕京着重批判‘美帝文化侵略’，各系教授、副教授，人人当众检讨。轮到我上场那天，一个男生积极分子跳了起来，一手举起一本书，一手指着书的封皮，义正辞严地质问我：‘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，腐蚀新中国青年，居心何在？’
我吓了一跳，伸头仔细一看，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，指甲涂得猩红，手里举着一杯香槟。原来是一本很旧的英文袖珍本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。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心里想，我承认我的思想‘落后’，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，那还办不到呢。”
我对于自己一生的评价就是“一事无成两鬓霜”，我已经八十五岁了，真的是老了。不过最近还是要翻译一部作品，是给译林出版社翻译的，没有稿费，稿费作为给慈善机构的捐款，这是在美国待了这么多年受到的影响。这大概是我最后的一部翻译作品了。
《死亡也一定不会战胜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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